观念平台-缺了同志人权 不算完整民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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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○一○年十月三十日星期六,是一年一度的同志大游行盛会,预计有三万人(同志以及支持同志的亲友们)会在总统府前集结开步走。这般规模的同志大游行虽然比不上欧美,却可能是全东亚最盛大的。但人权运动老将陈芳明却说,三万人不够,突破五万人才好;如果

二○一○年十月三十日星期六,是一年一度的同志大游行盛会,预计有三万人(同志以及支持同志的亲友们)会在总统府前集结开步走。这般规模的同志大游行虽然比不上欧美,却可能是全东亚最盛大的。但人权运动老将陈芳明却说,三万人不够,突破五万人才好;如果有五万人站出来,执政者迫于民意,才能以照顾原住民的方式(如,成立原住民委员会一样)照顾同志。他说,公民社会,缺了同志人权,就没有完整的民主。

陈芳明在政大山上的台文所聊起这番话的时候,一起茶叙的其他老将还有同志运动的某位资深义工,以及今年自导自演台共谢雪红的资深戏剧学者汪其楣。这三个人坐下来一起聊天,似乎是个本来想像不到的组合。

陈芳明说,上周他在周刊专栏谈刘晓波与中国人权,这周他写同志游行与台湾人权。同志义工说他从小偷看《美丽岛》党外刊物长大,在解严前后投身学运,后来改而长期献身同运。而汪其楣最「跳痛」:她不是来谈谢雪红,而是来邀请陈芳明一起关心身心障碍的人权与艺术,却又谈起爱滋病人如何被社会集体歧视。她和朋友建立的关爱之家,长年受容爱滋病人(含大量儿童)。同志义工马上接腔说他们同运也很关心爱滋同志。

大家说光我要说的话,我而我只好怯生生举起一面小纸旗,上头写着「人心都有断背山,国家都有黑名单」。

这批人的聊天话题看似乱针绣花,乍看庞杂没有条理,但逻辑很明晰:我们要顾及人权运动的(一)历史纵深,以及(二)人权的普遍性(universality)。就历史而论,如果当年没有上街争戒严,同志运动(和其他运动)就不可能诞生,连同志文学都不可能在一九九○年代开花;就人权的普遍性而论,刘晓波要comeout(被释放),同志也要comeout(站出来),全台湾受苦的各种人(含外籍人士)也都要站起来。人权从古早到现在,四面八方蔓延伸展。记得普遍性,让各种社会弱势人口要结盟,如,今年外劳陪同志走游行,下次同志就要陪外劳走;记得历史(如,谢雪红),不然世代传承累积的经验智慧就会流失。

很多人说,同志游行就是要人群都「站出来」。但除了「站出来」,我尤其希望新面孔「站起来」:学生可以自动自发站起来(而不是依赖老师带队)─新人站起来,才能让置身各种人权运动的老将都能够坐下来休息。台湾的多种社运都一直靠老人在撑,接棒的速度太慢。我期待老将「坐下来」,除了要顾肝,也要跟其他老将分享心路历程,寻求人权普遍性的最大公因数。比如说,陈芳明等等研究本土文学历史政治的老将们,也乐意大谈同志外劳和身心障碍,而他们正等着跟晚辈坐下来喝茶。

(作者为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助理教授)

(中国时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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